希臘民眾8日用敲盆敲鍋的方式，抗議政府通過財政緊縮政策
本報記者/劉言
本報駐義大利記者/王鑫
債務纏身的希臘終於等來了“救命錢”。5月6日，希臘議會以172票贊成批准了一項近乎苛刻的財政緊縮計劃，目的是爭取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提供的價值1100億歐元的一攬子援助。為了這筆挽救希臘于絕境的救援款項，以總理帕潘德里歐為首的希臘政府必須在2012年之前削減300億歐元預算，而這意味著過慣了舒服日子的希臘人從此要勒緊褲帶。當然，這是希臘人不肯接受的現實。但如果不對現有的經濟模式動“大手術”、不改變弊端重重的福利制度，希臘終有一天會步入絕境。
高福利和腐敗掏空國庫
2009年12月，希臘政府自揭老底，曝出了該國長期被掩蓋的債務黑洞：2009年希臘的財政赤字佔到希臘全年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的12%，債務總額高達2940億歐元，平攤到1100萬希臘公民的頭上，相當於人均背負2.67萬歐元（約合24萬元人民幣）的債務。
希臘政府財政多年超支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“希臘特色”的福利制度。“希臘的福利有多麼好，看看碼頭工人的薪水就知道了。”希臘華文媒體《中希時報》記者汪鵬對《世界新聞報》記者說。據汪鵬介紹，希臘所有的碼頭工人都算公務員，一個初級工人的月薪在3000—10000歐元之間。“何況他們一年可以領14個月的工資”。
龐大的公務員隊伍是希臘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。在希臘，僅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數量就佔全國勞動人口的10%。如果算上公共部門的從業人員，比例會更高。希臘公務員每個月可以獲得介於5歐元至1300歐元之間的額外獎金，而發獎金的名目林林總總，包括會使用電腦、會說外語、準時上班等。儘管希臘法律保護公務員免於被辭退，但卻允許他們在過了40歲之後就退休和領取退休金。希臘公務員的後代也能跟著沾光。如果公務員的女兒是未婚或者是離婚，她們可以在父母死後繼續領取父母的退休金。
希臘的高福利制度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。一方面，希臘人口的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，據歐盟統計，希臘的老齡化負擔佔GDP的15.9%，是全歐洲最高的，老齡化的沉重壓力意味著希臘政府需要承擔更高的養老金支出；另一方面，希臘加入歐元區後，儘管其生產能力未能與高標準歐元區國家同步，但卻在福利水準上大踏步向這些國家看齊。希臘不同的政黨為了拉選票，不斷開出各種福利支票以爭取選民的支援。
一些經濟學家認為，希臘財政狀況惡化跟希臘的“全民逃稅”現象也有很大關係。由於徵管不善，希臘國內偷稅漏稅非常嚴重。根據希臘媒體援引希臘企業聯合會的估算，希臘全國每年偷逃稅款高達300億歐元。此外，希臘的“貪腐文化”也是造成希臘國庫虧空的一個原因。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近日援引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，賄賂、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致使希臘政府每年損失200多億歐元，相當於希臘GDP的8%。
脆弱的政經結構
如此巨大的福利開支，需要一國政府較高的經濟收入來維持。但可悲的是，希臘的經濟產出遠遠低於政府的支出。
希臘是歐盟成員國中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之一，其支柱產業是旅遊和航運。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令希臘元氣大傷後，該國經濟恢復緩慢。2007年起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希臘的兩大支柱產業，並造成希臘國內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通脹率。希臘的經濟效益與公共開支嚴重失衡，該國GDP增長率長期在1%至2%左右，而實際工資增長率卻平均在5%左右，造成的結果就是日趨嚴重的財政赤字。
本月5日，希臘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浪潮，民眾抗議政府通過財政緊縮政策，希臘長期積壓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再次爆發。
2008年12月，兩名希臘警察執法時誤殺一名少年，竟在希臘國內引發了持續兩個月的大規模騷亂。希臘民眾將怒火撒向政府，抗議政府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推行養老金改革、削減福利開支。這起事件動搖了新民主黨政府的執政根基，導致該黨在2009年10月被迫提前大選，慘敗下臺。新上任的泛希社運政府雄心勃勃，力求提振經濟信心，大力推動改革。然而，“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希臘經濟的病痛僅靠幾次“小手術”是解除不了的。
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中心研究員刑驊對《世界新聞報》記者說：“希臘要想根除債務危機，不能僅靠外部援助，最根本的是要改變脆弱的經濟模式，打造能夠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拳頭產業。”刑驊還說，歐盟和IMF提供給希臘的經濟援助，由於帶有官方性質再加上利息比國際金融市場的利息低，對於希臘提高信譽度是有幫助的。但希臘要想重新贏回資本的信任，恐怕還需要對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。
“德國病人”給希臘做榜樣
實際上，希臘所面臨的改革壓力，作為希臘主要救援者的德國同樣有過。十幾年前，德國經濟增長低迷、失業率高企、企業外遷、收支失衡造成巨大財政壓力。這與當前希臘病症如出一轍，長久以來奉行的高福利體制被認為是“禍首”。
十年後的德國已成為當前歐洲經濟的發動機和中流砥柱。在美國、歐洲各國頻現債務危機的情況下，德國卻獨樹一幟，表現出社會穩定、出口強勁、財力充足等顯著優勢，究其原因，與德國兩屆政府持久的改革密不可分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1998年上臺不久制定了“2010年議程”，其改革涵蓋了稅收、薪酬、失業、養老等各個方面。2005年後的大聯合政府中，默克爾組閣了新政府。她堅持了“2010年議程”的改革思路，致力於改革高福利、降低失業率、提高勞動效率，將推動就業作為政策的核心目標。十年改革初顯成效，德國從“歐洲病人”搖身變成援助提供者。（劉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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